这条街很小，却串着三个社区，人来人往潮水不息。唯独西角不通马路，人流稀少一些。只有一棵歪脖的梧桐树守在那里，树下还有一个修理钟表的小摊。整个街西角好像只有这一棵树，好像也只有这一个小摊点。
修理钟表的老爷爷长得有点像歪脖的梧桐树，常年穿一身黑衣服，头发花白零落，戴一副像酒瓶底厚的老花镜，成天歪着头捣鼓钟表零件。
在我们印象里，这老爷爷有点奇怪，奶奶就替他担过心。奶奶说，人家做生意的摊位都往东边热闹的地方挤，这修表的偏偏一个人守在西角。且不说西角冷清，现在还有多少人戴手表呢？这种生意，怎么过日子呢？
有街坊笑奶奶多操心，说别看着修表的外表寒酸，其实家里条件土豪得很，听说他儿子开连锁超市，出门开的车是保时捷。
奶奶瞪大眼说：乱讲！家里有保时捷还出来风吹日晒修手表，又不是脑袋进了水。
老爷爷的脑袋是不是进了水，实情大家也摸不清，只知道他每天都一门心思地修手表，很少跟人闲聊。
据说老爷爷做工很细，别人修一天的工夫他要修三天，修好的表跟脱胎换骨一样。老爷爷每次修表时，有一件事是必做的用上好的机油把表内部清洗得铮亮。
表修好了给多少钱，随意，老爷爷也不争。只要顾客满意，老爷爷就开心，笑得露出豁掉的一颗门牙。
我第一次和老爷爷打交道，是因为我爸的浪琴手表坏了。老爸让我把这块表拿去给那街西角的老头弄弄，翻翻新。
我跑到街西角，看见老爷爷拿着一个旧手机发怔，阳光从叶子的缝隙中漏在他脸上，照着空洞的表情。
爷爷，这手机坏了吗？我问道。
没坏。
没坏？你为什么这样盯着它，它又不响。
我在等一个电话。
等谁的电话？
老爷爷笑笑，接过我递过去的手表，说问题不大，三天后来取。
三天后，老爷爷的摊位突然不见了，像小街豁掉一颗牙。
一连好几天的放学后，老爸都叫我去看看那老头还在不在。梧桐树下，一直是空的。
算了，老爸说，一块旧手表，就当是丢了。
冬天，梧桐叶落光了，我从街西角经过，发现修表摊居然又摆出来了，却不是原来熟悉的老爷爷，一个胖胖的中年人坐在那里修表。
修表的那个人，看样子真不像修表的，头发油亮，一丝不乱地梳在脑门上，眼神温和又暗含威严。看他摆弄机械零件的动作倒是很熟练，又有点像修表的。
他和老爷爷一样，安安静静地干活。有人来搭话，他只是无声地笑笑，或者指指摊位前的一个广告牌：星期天九点半，修理钟表。
我晕！每周只修一天表，简直比老爷爷还另类。
我回家告诉老爸，他还不信，第二天再去的时候，果然，修表摊消失了，来去无踪，像被风吹到处飘散的梧桐叶子。
又到星期天，九点半，修表摊又摆出来了，老爸和我赶紧下楼到街西角把拿表凭证递给中年人，问道：那老人离开时你有没有拿到过这块表？
当然。中年人笑笑。
他是我的父亲。两个月前，我打电话给他，没人接，回来看时，医生说已经咽气两天了。中年人又说。
接着，他拿出一个红布包，说：抱歉，这表还没有修完，如果你们同意，我想把它收购下来。
为什么？这表不值多少钱，而且看你不像很穷的样子，为什么要让老人在街头修表？这回，老爸发出了疑问。
这表是不值多少钱，可对于我来说是无价的。中年人说，我父亲去世时，手里就捏着这块表。
父亲在街头摆摊，是因为他闲不住！中年人又说，他习惯了吃一天饭干一天活，我每月都给他打生活费，可那些钱他根本没用过。他活着时，我总认为还有时间和机会，只顾忙自己的事，没好好陪他。现在我每个星期天来摆摊，感觉就像抽一天时间陪他老人家，也算是寻找那些流失的时间吧。
中年人说到这，老爸把红布包打开了，表的时间还定格在九点半。
没有梧桐叶挡着，冬日的阳光射到表壳上，亮得让人睁不开眼。有两个人似乎都在寻找那流失了许久的东西，只是已经阴阳两隔了。